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市场交易形式面向社会配置资源的行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私人市场的公共市场、第二市场、内部市场。

[113]即使是具有实质影响的商事主体资格登记也是确认建立商主体的私法行为（如合伙协议、公司合作协议等）的效力。但是行政行为的效力本身却是行政行为的内容所产生的，所以多数学者所讨论的构成要件效力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行为所欲发生的法律效果）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拘束，其涉及的是行政行为的宣示（Ausspruch）所具有的先决效力。

[50]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9页。综合上述，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无论是在理论抑或是实践中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2] 国内相关研究最早约始于2001年，参见沈军：论具体行政行为之构成要件效力，《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2-75页。其中前者是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存在的依据，后者则为构成要件效力划定了作用的边界。实质存续力由于内涵争议较大而被称为观点的迷宫。

与其他证据相比，确认性行政行为仅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如若存在相反证据，法院当然应否认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对法院具有拘束作用。[15] 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日本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领域，还可以发现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的宪法依据。

由此，2018年宪法修改特别强调我国还需要长期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反之，就算能设法做到法律中列出呆板的规则，而将特定的安全标准固定下来，对科技的持续发展及相适应的基本权利保障而言，也毋宁是束缚而不是助益。等等，都需要立法者予以充分评估与管控。

要求被控制对象必须努力达到某个目标或避免某种结果，如法律要求企业事业单位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它既是一种受客观条件与认知能力限制的不确定性。此外，还可以在宪法教义学上进一步区分无须规定专门限制条件的预防和必须规定专门限制条件的预防：（1）以强制力为基础的预防和以非强制力为基础的预防。一个损害出现后只要往前回溯找到产生的原因，并努力将这个原因消除，世界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既然风险大小与系统的主观判断有关，那么避免误判的重要途径就是信息公开与风险交流，无论是国家机关之间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只有充分做到信息、数据共享，风险监测与评估的结论共享，才能避免对客观情势的误判，最大限度增强立法、决策的适应性和可接受性。

3．干预是否正当：比例原则之检讨 宪法对干预手段的合宪性审查主要基于比例原则，具体包括目的正当手段的理性关联 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均衡性四个审查步骤。例如，大规模食品工业给公民人身权带来的健康风险。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和运营者给通信自由与秘密以及人格尊严带来的不可逆的信息传播风险。

容忍则是指在特定时空里，由于人类的技术或认知能力都在预防风险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此需要立法者通过价值判断决定暂时容忍某类风险，并加以动态调整。《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例如，《宪法》序言对于我国社会整体系统避免风险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同风险领域中存在的风险源和风险点是不同的。

风险则是危险嫌疑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它与危险的区别并非仅客观概率上的差异，风险意味着某个行为的后果向遥远的未来延伸，是系统与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很难用单一、线性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因此更多是主观判断与综合分析的结果。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预防义务的条款，其要么直接使用预防的概念，要么在条款中隐含规制特定风险领域及其预防手段的内容。1.主观权利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预防义务在我国宪法上的首要根据就是《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同样，最好的预防是完善与发展。现代宪法的功能就是在统一规范平台上对各种系统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和预防，从而形成一种整体风险观。（一）卢曼的风险社会学 卢曼认为，在最一般意义上，危险或风险都意味着某种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各种系统认识和判断的结果。

系统认识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自我观察（即所谓二阶观察——对观察的观察），一种是观察环境。第三，主体要件：谁来证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

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一、国家风险预防义务的社会理论基础 宪法上风险预防义务的背后是人类社会的危险世界观（现代性）向风险世界观（第二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过程。

保障则更侧重基本权利的受益请求功能，其中就包含请求国家通过立法和其他公权力行为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免于陷入第三人制造的风险的含义。此后，风险的法律概念被广泛运用到环境保护之外的领域。

从剩余风险的平等承担看，这一做法值得从宪法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法律为交易平台设定如此繁重的义务，却没有相应规定其享有的权利，让平台承担大量传统政府应该承担的监管职能，将虚拟经济存在的剩余风险由交易平台来一力承担，有违反平等原则之嫌疑。我们可以借用《欧盟食品卫生通则》对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制度的规定来说明控制性规范体系的一般特征。2．预防对基本权利的干预 确立预防义务并非仅仅保障基本权利，也包括对客观法秩序的维护，同时，公民个人的认知和行动在现代社会也是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的预防义务同样会对基本权利发生干预，以实现客观法秩序并保障其他主体的基本权利。这种理解乃是以自由主义的秩序型国家为蓝本。

风险降低是一种风险处置措施，指在明确识别风险后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抑制。十几年来，中国始终处在各种风险的包围之中，风险预防也日益成为公共安全立法的关键词。

另外，在非强制型的预防手段中如何体现限制，也是一个需要在法教义学上思考的问题。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该审查也称最小限制手段审查，即立法者在所有可能促进目标之实现的手段中，应该选择对基本权利主体限制最小的手段。1. 产生侵犯效果的强制—命令型预防手段 这种预防手段属于典型的干预，因为它直接对基本权利主体进行限制。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立法者被迫制定不切实际的规定或根本不予规定这两种有损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要更好——是必须加以容忍的。（7）对于文化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提倡与反对。（一）风险概念的法律建构 卢曼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风险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面向。由此，立法者必须建立整体安全观，平衡与协调发展五大文明，防止顾此失彼，单边突进。

因此，我们可以将我国宪法上预防义务的依据归结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要件则是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收益之间的价值权衡。

《食品安全法》第109条就根据这个原则规定了风险的分级管理制度，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宪法是各种社会子系统的统一规范平台与链接，必然要求国家肩负起风险预防的义务。

例如，《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然而，风险预防与危险消除在控制手段上最大的差异就是前者的控制是一种风险点分析与控制体系，强调的是过程控制而非简单的后果消弭，体现的是过程中的风险监测、评估与控制，因此立法者对上述规范词的落实不是简单规定处罚与责任，而是要建立起 监测—评估—控制的全过程风险预防体系。